本网讯 2023年11月8日下午，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典籍英译专业委员会副会长、西藏民族大学高原学者特聘教授赵长江应澳门新甫京娱乐娱城平台邀请，在第一教学楼北楼446李筱菊教师发展中心做了题为“中国文化典籍英译史”的学术讲座。讲座由澳门新甫京娱乐娱城平台文化系主任许景城博士主持。

首先，赵教授对题目进行了解读，指出翻译实践、翻译理论、翻译史三者是依存关系：翻译实践是基础，翻译史是翻译实践的发展脉络，翻译理论是对翻译史的总结和抽象，三者构成翻译学科。目前中国文化典籍对外翻译研究正处在梳理阶段，即史的阶段，中国文化典籍翻译理论研究相对薄弱。

赵教授还指出，中国文化典籍翻译史与中国文化对外传播密切相关，因为中国文化走出去需要摸清家底，哪些译出去了，哪些没有译出去，以及译出去后的效果如何，这需要中国文化典籍翻译史的观照，故赵教授认为：要想更好地传播中国文化，必须先做好中国文化典籍翻译史。

进入讲座主体部分后，赵教授从中西文化接触契机与初识说起，他认为全球航行促使中西方变为一体，为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带来了契机。明显的表现是西方传教士从海上来到中国，在带来西方文化的同时，中国文化也有机会被译出去。传教士利玛窦来华后，采取了适应中国文化的传教策略，还把“四书”译成了拉丁语，为中西文化互鉴开辟了道路。伏尔泰法语编译《赵氏孤儿》为《中国孤儿》，希望借此宣扬“文明战胜野蛮”。伏尔泰的编译与《赵氏孤儿》差别较大，背离了原作的宗旨，本质上把《中国孤儿》作为传播自己思想的工具。从翻译角度看，《中国孤儿》是失败的，但从影响上看，伏尔泰译本为传播中国文化中舍生取义的道德观和中国文明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谈到中国文化典籍英译之发轫时，赵教授指出几个重要的时间点，比如1792年马戛尔尼率英国使团访华时出现的礼仪之争，以及1816年阿美士德访华因礼仪之争而未能见到嘉庆皇帝；1810年小斯当东翻译了《大清律例》；首位来华的新教传教士马礼逊1815年为《红楼梦》定下英文名The Dreams of the Red Chamber，还出版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汉英词典；柯大卫英译“四书”；理雅各于1861年开始出版《中国经典》英译本，主要是儒家经典。1871年出版《诗经》英译本，因不押韵而遭诟病，1876年出版了韵译《诗经》，但未达到预期效果。就这个现象，赵教授指出：中国传统诗歌本应表达人的思想情感，即诗言志，译为英文若过于追求押韵极有可能形式大于思想，大于内容，丧失了思想情感，只剩形式，因此，因韵损义要不得。

在讲到20世纪中国文化典籍英译史时，赵教授指出中国译者与英美译者并驾齐驱，比如曾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国文学教授的中国人王际真，英语编译了《红楼梦》，还英译过《鲁迅小说选集》，以及张天翼、老舍、巴金、沈从文的作品，为中国现代小说英译作出巨大贡献；赛珍珠（自称中国人）1933年英译《水浒传》虽然不是地道的英文，但语言生动形象，能较好地传播中国文化，不失为有较大价值的译本。赵教授还介绍了中国著名翻译家杨宪益认为一切皆可译的翻译思想，赵教授评述时认为，一切皆可译太绝对，内容意义可译，风格几乎不可译。在谈到霍克思英译《红楼梦》时，提出人名的谐音和字形不可译，如霍克思能把卜世仁（谐音“不是人”）译成Hardleigh Hewmann (谐音Hardly Human)，但他依然采用了Bu Shi-ren，因为Hardleigh Hewmann更像西方人的名字，有可能被西方读者误以为贾芸的舅舅是外国人，从而破坏全书的人名翻译体系。 总之，20世纪的中国文化典籍英译史比19世纪更丰富，也更有价值。

讲座最后，赵教授指出目前的翻译现象是中国人想把英文弄得更地道，外国人想把英文弄得更有中国味。要想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文化，英文需要有中国味道，这是时代的要求，也是翻译的要求。同时，须有耐心、决心、恒心：道阻且长，行则将至。行而不缀，未来可期。

讲座交流环节，师生就“中国文化典籍翻译时外国译者的参与身份”、“投放广告在典籍传播中的作用”、“有关地方文化的立项课题，以及地方文化的角色是否有变化”“中国文化典籍英译语言地道性”等问题展开交流，赵教授结合自身经验一一做了回答，师生从中受益匪浅。

本次讲座案例详实，脉络清晰，结构严谨，赵教授旁征博引，生动活泼地讲述了中国文化典籍英译史的重要节点。许景城博士对本次讲座作了简要总结，指出中国文化典籍翻译史是一项极具学术功力的研究，鼓励在场师生积极投入中国文化典籍翻译理论研究和历史爬梳研究中去，积极传播中国文化。